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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综合来看，我们二季度提出触发A股震荡调整的三个因素：政策小修、实体亮相、海外波动，现在到了哪个阶段？我们认为：（1）全球转向鸽派宽松将使得海外波动对A股风险偏好的影响转向正贡献；（2）实体经济仍在消化不利预期中；（3）政策修正需要继续观察包商银行事件进展，而货币政策尚未正式扣响更宽松的扳机。因此，我们维持A股处于慢牛中的震荡调整期的判断。我们在3.24日《震荡期如何做配置选择？》提示三因素会引发A股估值阶段性收缩：政策小修、实体亮相、海外波动，二季度逐步应验。当前三因素演进到了哪一阶段？——（1）海外波动：逐渐由负转向正贡献，从人民币汇率、A股股权风险溢价等赔率指标来看已经隐含较为谨慎的预期，在全球偏鸽的立场下本周美欧日等主要股市止跌转向上涨，我们判断海外股市对A股的影响将从负面逐步转向正贡献；（2）实体经济：A股仍在消化不良预期，信用体系重新定价的传导也将产生渐进式影响；（3）政策修正：二季度政策边际收紧的修正需要继续观察包商银行事件进展，而货币政策尚未正式扣响更宽松扳机。随着美国经济增长数据转向乏力，未来美元走弱也将减轻人民币汇率压力，使中国货币政策进一步放宽的空间逐步打开。

其中，截至去年12月末，基础设施和租赁商务服务业等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2.7%，占所有中长期贷款的比重26.3%，比2018年同期低0.1个百分点；从贷款增量看，该领域去年全年新增人民币贷款2.64万亿元，同比多增6500多亿元。因此，从总量数据看，没有出现银行贷款大规模参与地方政府债务置换的现象。

在谈及未来是否还有进一步降准的空间时，孙国峰表示，发达国家经济体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低，但超额存款准备金率高，所以相比之下，我国总存款准备金率比较低。与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存款准备金率处于中等偏下的水平。存款准备金率具有维护金融稳定、抵御金融风险的作用，当前维持一定水平的存款准备金率是有必要的，我国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目前处于适度水平。当然，根据宏观调控需要，进一步降准也存在一定空间，但这个空间是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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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处于二三梯队的手机厂商正在等待这一轮的机会来临。中兴通信终端事业部总裁徐锋此前在接受包括第一财经在内的记者采访时表示，希望借助5G技术重新回归主流手机品牌队列。realmeCEO李炳忠则对记者表示，“2020年，由5G带来的换机潮能够让智能手机行业走出寒冬，可能是实现快速增长的一年，对我们来讲也希望再抓住这个机会。”

他认为，随着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金融业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中国经济的韧性将得到进一步增强。不仅是中国金融市场对中美经贸摩擦的反应相对平稳，对中国实体经济而言，美方加征关税亦影响有限。工信部副部长王志军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在2000亿美元加征关税商品中主要是工业品。这2000亿产品出口的生产企业，其中外资企业规模占到50%。很多外资企业是美国企业，这些美国企业产品的市场很大一部分在美国。